摘要:本文试图通过姜央故事的角色与类型变异来说明,浩如烟海的口头叙事作品群是一个网络式的系统。两则在表面上看起来没有关系,属于不同类型的故事,其实也可以找到一些故事作为其中间的过渡,从而使其发生联通关系。因而我们可以认为,故事类型只是一种暂时性的人为切割,故事类型的变化除了在同一类型内的微小变异外,更多的是从一种类型到另一种表面上根本看不出联系的类型的变异。这种变异往往被人们所忽视。
关键词:姜央 故事类型、变异、联通关系。
在苗族神话中,姜央(苗语称为vangb)是一位始祖。在有的口头叙事作品中,他与老虎、龙、雷公等动物一起从妹榜妹留的十二个蛋里孵化出来;在另外一些口头叙事作品中,他们又是从大雁或别的动物的蛋中孵化出来的。无论从什么蛋中孵化,作为祖先,他都受到苗族的尊敬,是神圣的。可是,在贵州施秉的双井镇凉伞村,以及凯里一带,笔者都搜集到姜央作为一个喜爱撒谎的角色的口头叙事文本。从资料上看,在雷山也有类似的口头叙事,叫《姜炎戏弄妈妈》。[1] 从祖先到骗子,这种角色的转变让人感到惊讶!
那么,是怎样发生了这样的角色变异呢?如果我们纵观苗族的口头叙事作品群,我们可以发现这一角色的变异是通过“祖先——机智人物——骗子”的渠道,也就是说,从祖先这一角色变异到骗子这一角色,是以“机智人物”这一中介来过度的。其变异的基础与人们对“祖先”、“机智人物”和“骗子”这几个词的认知不无关系。
祖先作为人类或民族的起始人物,他/她应该一个什么样的形象?这决定于信奉这一祖先的族群的信仰。关于祖先的形象,往往分两类,一类是神创的,这类祖先一般不是很神圣,本领也不大,比如《圣经》里的亚当。亚当被上帝造出来之后,连智慧都没有,他与夏娃一开始因为没有智慧,也就不懂得羞耻,整天赤裸着身体,吃了智慧树的果子之后,才有了智慧,但同时也犯了上帝的禁令。非神创的一类则恰恰相反,一般都很智慧,或本领很大,比如开天的盘古、壮族的始祖布洛陀、瑶族的始祖密洛陀,都是这样。在中国,人们多喜欢把人类始祖说成是万能的,这反映了人们认为祖先是伟大的这么一个信仰。这是因为,神创类,一般神圣性要留给他们所信奉的神,而非神创类,没有其他的神作为比较,就不受到这个限制。
苗族没有神创始祖的神话。那么,姜央作为始祖,苗族会把诸多的优点附加到他身上,他勤劳、智慧、守道德。我们先来看看下面的一些叙事作品对姜央的描述。
在燕宝整理译注的《苗族古歌》之《打杀蜈蚣》中,姜央是一个勤劳的人:“他人生性好偷懒,姜央生来勤开田,开田开在尖高山,开过西边马鞍岭,直到掌西真遥远。姜央勤苦去开田,开荒造那古田园,开来开去又开转,开到田角这一边。”[2]
在燕宝整理译注的《苗族古歌》之《兄妹结婚》中,姜央又是一个遵守传统道德的人。虽然洪水之后只剩下他和他的妹妹,但他依然不愿意与妹妹结婚,还把劝他与妹妹结婚的竹子砍成好几节:“水竹善良又聪明,水竹子来劝央腊:姜央找不到妻子,姜央就空过一生,老得脑壳颤巍巍,飘飘长发白花花。姜央找不到妻子,你就娶那妮姬胆,你娶妹妹来作妻。姜央愤怒猛一跳,捡把柴刀在手上,把竹砍成五六截,五六截儿丢一堆。”[3]
更多的苗族口头叙事作品是赞美姜央的智慧。比如姜央与雷公斗智,与老虎斗智,与龙斗智,他都战无不胜。关于姜央与老虎的故事在苗族中广泛流传,下面是笔者2005年在贵州三都排烧苗寨从巫师吴光耀那里搜集来的一则故事:
姜央与老虎两个一起去打猎,打得一只猎物。姜央用血染红石头,当成肉分给老虎。他们两个用棍子抬猎物,棍子有一头有刺,姜央把那头给老虎,抬的时候老虎被刺,大叫。姜央说:“不要叫,否则猎物会变石头。”老虎一看,见所抬的果然成了石头。
在这则故事中,叙事者是用老虎的愚笨来衬托姜央的智慧。同样,与雷公相比,姜央也是聪明无比。有一则故事叫《张古老斗雷公》,讲的是姜央与雷公比本事,他们两个先比看谁跺得动一座石桥,姜央没有雷公有劲,就藏了一只小鸟,一边跺一边捏小鸟,小鸟叽叽喳喳叫,雷公以为桥要断了,就认输了。[4]需要说明的是,标题中的张古老就是姜央,这一名称在黔东南有的地区可以与姜央等同。燕宝在《苗族民间故事选》里说:“张古老:即姜央的另一个名称。姜央和雷公是从“妹榜妹留”的十二个蛋里孵化出来的,所以是兄弟。……黔东南苗族地区,大多数称这人类始祖叫姜央,少数地区叫张古老。“张”即“姜”的转音,“古老”即苗语“固娄”的转音,“固娄”即老头、公公,张古老即姜固娄。”[5]
在贵州的雷山,也有一系列赞美姜央智慧的故事。其中《姜炎斗雷公》的故事包括这样一些情节:姜央借雷公的牛犁田,然后把牛杀了吃,还用尾巴插在田里骗雷公说牛钻到土里去了。雷公要劈他,他又骗雷公说:“你今天回来劈我,我才不怕你嘞!只怕七天七夜以后,你才来劈我。”这样他好争取时间在房顶铺青苔,让雷公摔跤。[6]
显然,在这些口头叙事文本中,姜央无疑是受到赞扬的,叙事者除了赞扬姜央勤劳、守道德,更多的是赞扬他的智慧。但是,这种智慧体现在一个字:骗。这就给这些故事与机智人物故事相互糅合的基础,使姜央成了一个以骗为主的机智人物。正是借助机智人物故事这个中介,姜央的角色才会发生根本的转变。
我们来看看苗族地区所流传的机智人物故事,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人们是怎样认知“机智”的,怎样用骗来体现机智。这就像军事上的兵不厌诈,谁能骗过敌人,谁就是英雄,就有智慧。从机智到骗,在词汇上只是褒贬之别,在口头叙事来说,则是叙事功能的转变。功能是故事文本的统领,一切都得为这个目的服务。
在湖南湘西苗族地区,流传有一些机智人物的故事,一般叫“老谎的故事”或“谎角色的故事”,老谎也常被写做“老幌”或“阿方”,这不是很恰当。另外,在湖南湘西方言中,“角色”是家伙的意思,说“这个家伙”,一般说成“这个角色”,“谎角色”也就是爱撒谎的家伙。这一名称本身就包含了民间对老谎的一种态度,他只不过是一个机灵的家伙,但不是很受到人们的尊敬。“谎角色”也以前被写成“反江山”,这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当时的搜集整理者想把老谎说成一个正面人物。因此在一些故事集中所选的故事也只是老谎骗县官、员外等反面人物,其实老谎是一个谁都骗的人物,连他母亲也骗。在湖南湘西,不仅有《反江山和员外》、《反江山的“宝衣”》、《反江山和守备老爷》等与统治阶层人物斗智的故事,也有《老幌诓娘杀猪》这样的骗自己母亲的故事。这些口头叙事作品的主要手法,与赞美姜央智慧的口头叙事作品一样,都是通过骗来体现智慧。这是关于姜央的口头叙事与关于机智人物的口头叙事能够相互糅合的切入点。
《老幌诓娘杀猪》[7] 是这样的:
有日老幌之母.叫老幌上山薅草。老幌用计,将野生树枝及炮筒角等,挂些白纸,插在家地里。回报母亲说:“妈妈,舅爷老表们,帮我们薅草来了,地已满了,勿须我薅。我俩办饭招待客人吧!”母亲人老眼差,隔远看之,怎么认得清楚,信以为真。于是老幌与母亲商量,杀猪招待舅爷。饭菜煮好后,老幌佯装携往山地送之。其实他在山上饱吃一餐,其余包回藏作他用了。数日后,母上地里去看,地不见薅,草不见锄。顿时发怒道:“无故扯谎,天诛地灭。”接着又指着老幌鼻子骂道:“到城隍老爷那里告你去,叫城隍老爷打死你这个不孝之子!”老幌接声道:“好妈妈.我该死!你去告我,走大路或走小路?”母说:“老人还走小路?”待母整装出门后,老幌抄小路,先到城隍庙躲藏起来。不久母到,请庙主燃油烛,烧香纸,跪在城隍案下。请城隍老爷将不孝之子老幌打死,并叩许一猪一羊,鸡鱼三牲作酬谢。祷毕,老幌在案后答到:“不要纸,不要香,不要猪,不要羊,只要老幌的老娘!”母闻此言,知此兆头不太好了。骇得魂飞魄散,急急爬起来回家。老幌看母已去。出来向城隍磕了三个头,亦飞奔而同。回到家里,装着愁容莫展的模样。良久,母亲踉跄回家,力穷气喘。老幌忙问告状情形。母亲有气无力叹道:“莫讲了!”老说:“好好丑虬尽管说,我不怕死!”母如实诉之。老幌听后安慰母亲说:“这好办.明天我到城隍爷爷那儿,给妈妈求情就是了。”母忙催道:“现在就去!现在就去!”老幌答:“就去就去!”说完笑着跑了出去。
在燕宝编的《苗族民间故事选》中,有一则叫《反江山和员外》[8]的机智人物故事,与《老幌诓娘杀猪》是同一类型故事。它说的是反江山在员外家当长工,很难吃到好东西,便打主意吃员外家的猪。到插秧的时候,他说帮员外请了几十个短工,要员外杀了他家的那头猪给短工吃。其实反江山并没有帮他请,只是在田里扎了一些草人,风一吹,那些草人就晃动,仿佛真人一样,员外以为他真的帮请了短工,就杀了猪,结果反江山独自把整个猪都吃了。
因为祖先姜央与机智人物老谎的特点都是智慧,而且大多口头叙事作品都是以骗来体现这种智慧,这就使二者有了融合的基础。因此,关于姜央的叙事作品便引入了一些老谎故事的内容,姜央也逐渐演变成了一个谁都欺骗的人物,他不仅骗老虎,也骗其他的人,甚至他的母亲。在贵州雷山的《姜炎戏弄妈妈》或《姜炎砍伐桫椤树》就属于这类故事。笔者2006年8月在贵州施秉的双井镇凉伞村也搜集了一个关于始祖姜央因欺骗母亲而被送上月亮的故事,其中就有老谎故事的内容。这个故事是一位叫张勇归的妇女讲述的,她用苗语讲述,然后她的亲戚龙杰凤用汉语给笔者以及其他在场的人翻译。[9] 这个故事当时没有给出一个标题,这里权且称为《姜央被送上月亮》。故事是这样的:
有一个人叫央,他从小就好吃懒做,不喜欢去砍柴啊,帮他母亲做事了嘛,他母亲挺生气,但他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办法来骗他母亲。有一次,就拿着斧头上山,他骗他母亲,他说,妈妈,我上山砍柴去了,我还请了九十九个人来帮我们家砍柴,你现在就在家煮客人的饭。他在山上待了很久之后,就编个理由去骗他妈。他弄了一坨松树上的那种浆,贴在头上,然后回家告诉他妈说他受伤了,头上起了个包。他妈就说,哎呀,儿子啊,你辛苦了,你先吃饭吧。他就把九十九个人的饭全吃光了。他吃多了,出汗,那浆就掉下来了,他母亲就知道了。他母亲骂他,骂他怎么可以欺骗母亲,骂他没出息。后来他母亲就装病,他就问,母亲,那你这种病什么药可以治好?他母亲说我要吃一个神仙的心脏,可能才能好。他说,没关系,我一定要帮你弄到。他就煮了一碗饭,把饭倒在地上,他还用泥巴把饭弄脏。当时就打雷,天上有一个负责下雨的神仙,那神仙打雷了,他知道那神仙来了。他就用箭射,真的把那神仙射下来了,并关在一个铁笼子里。后来他家旁边有一个小孩,漱口的时候把水吐在了铁笼子上,那神仙就说,小孩,你再去倒一勺水过来,鸟笼就可以爆炸我就可以飞上天了。小孩照做了,神仙飞上天了。当时神仙挺生气的,说三天后要发一场大水。央说,好,那你给我三天的时间。第一天他就把葫芦的种子种了,挺神的,当天就长了,第二天就开花第三天就结果了。他家还姐姐,他就叫姐姐和母亲进葫芦里面去,然后他就把葫芦盖上。第三天的时候,神仙就用大水冲过来了,人类绝了,就剩下他家了。他于是要娶他姐姐做媳妇,但他母亲不同意,说亲姐弟怎么可以这样子的,他说一定要娶。他母亲就给他姐姐一只凤凰让她飞走,他就追,他姐姐绕着山飞,他一开始也跟着绕,后来他想,不能这样,就掉过头来,就把姐姐抓到了,这样,他就要娶他姐姐了。他母亲没办法,就说她老了,快死了,他母亲叫他去砍树给她做棺材,他也嫌他母亲碍事,就去砍,可是,老天爷总是不让她得逞,那树砍了一半,等他休息过后,第二天再去看的时候,那树被砍的地方又愈合了。第三天,第四天,都是这样。他就去问他母亲是怎么回事。他母亲说,你用脖子去比一比那砍的地方。于是央就照着做了,结果,神仙让那树把央的脖子卡在里面。他母亲又求神仙把树搬到月亮上去,她说,我这个孩子太没有出息了,连他母亲也骗,还要与他姐姐结婚,这是不可以,我把他弄到月亮上去,让大家每天晚上都可以看见,记住这件事。
我们不难看出,这则神话中姜央骗其母亲的情节就是《老幌诓娘杀猪》以及《反江山和员外》这一故事类型的变异。另外还融合其他的故事类型,其中包括了洪水神话与人类再生神话,月亮神话等。与《反江山和员外》不同的是,反江山骗的是员外,他被作为一个机智人物和一个反剥削的人物来看待,而姜央骗他母亲却是受到指责的,他已经成了一个反面人物,成了一个说谎的骗子。笔者想引用另一则口头叙事作品来说明姜央这一角色的过度。
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了一本过伟先生主编的书,叫《越南传说故事与民俗风情》,这本书是越南顺化师范大学与砚港师范大学到广西师范大学留学的学生通过回忆和翻译写成的一本关于越南民间口头文学的集子,里面没有原文收进黎煌所翻译的一则神话,叫《大骗子坐在月亮上》[10],但对这个神话进行了转述,转述是这样的:
他常说谎愚弄别人,被人称为“大骗子”。他跑到地里,向叔叔说婶婶从梯子上摔下来,叔叔丢下农具往家跑。他抄近路回家对婶婶说叔叔在地里被水牛角戳进了肚子,婶婶冲出屋跑向地里。两人途中相撞,十分生气,后来抓住他装进竹笼抬到河边,要丢下河去。他说接受处罚,但请他们帮到家中取一本《说谎的艺术》,好在地狱里读。叔婶回家取书时,盲人经过这里,他说自己正在接受治疗眼盲,骗盲人进笼,他却跑进竹林拾得金罐交给叔婶,获得他们的原谅。叔叔婶婶为他娶妻,让妻子来管他。他进树林闲逛,打伤小虎,母虎采树叶嚼了敷伤口治好小虎。他挖树回家种,取名榕树,告诉妻子不要在树下倒垃圾,否则树会飞走。一天,夫妻俩为榕树争吵,妻子火了,倒垃圾在树脚,树飞升,他抓住树根,一直飞到月亮上。
从书中我们没能了解到这则神话是采自越南的哪里,也不知道搜集于哪一个民族。但从文本上看,这则神话可以说是贵州施秉县双井镇所搜集到的那则关于姜央的神话的一种变异,神话人物名称虽然已经虚化,但故事情节都是骗人、上了月亮。故事还将名称很明确地定为《大骗子坐在月亮上》。在文本中,也用“他常说谎愚弄别人,被人称为‘大骗子’”这样的句子来开头。这种定性式的句子,强化了文本中主角的骗子形象。如果把关于姜央的这几个文本排列起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姜央已经从一个神圣的人物过度到了一个骗子的角色。
都说神话是神圣叙事,其实不然,文本是无生命的东西,它是否能体现其神圣性,关键在于叙事人对文本的运用,是否给予它神圣的情景语境,也就是是否在神圣的场合来讲述,比如一些神圣的仪式上。叙事作品的讲述,总是有其目的的,同一文本,叙述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从不同角度去讲述,以达到其叙述目的,这就使文本的功能发生变异。姜央神话,可以在神圣的语境下讲述,以达到证明历史的功能,当然也可以在一种宽松的气氛中讲述,以达到教育、娱乐或别的目的。如果失去神圣的语境,姜央就会失去其神圣的光环,当姜央不再神圣,故事的功能便可以得到转变,角色也从神圣的祖先转到骗子,叙述的态度也从赞美到指责。
变换文本的讲述语境是文本功能变异的外在原因,文本变异的内在原因是人们对事物的认知。还是以姜央从祖先到骗子的角色变异为例,这种角色的变异是因为“祖先、机智人物、骗子”这三个词汇具有部分重叠的含义,祖先、机智人物与骗子都是聪明的人,这是三者的共性。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致使以上口头叙事作品发生变异具备了内在的基础。
本文在分析了文本功能发生变异的同时,也想关注一下故事类型的变异以及各种类型之间的网络式的关系。两个表面上看没有任何关系的口头叙事作品,我们依然可以找到其中间的过度文本,将这两个文本联通起来。从下文的分析我们可以推测,所有的故事并不是孤立的,每一个故事都可以通过一些关系与其他的故事联通起来。所有的口头叙事作品可以组成一个网,一个系统。
类型的划分具有阶段性的特点。我们不妨用一种英文变字游戏来作说明,这种游戏就是从一个词变到另一个词,比如从cool变到warm,每一步都变一个字母,如:
Warm(暖和)
Worm(虫)
Word(词)
Wood(木头)
Wool(羊毛)
Cool(凉)。
第一步是把a变成o,单词由warm变成了worm,第二步是把m变成d,这样,单词又由worm变成了word。就这样一步一步的,最后竟然变成了一个与warm意义完全相反的cool。其实,民间口头叙事的变异也是如此。我们可以把一个字母看成一个母题,几个母题组成一个故事。每一次变换一个母题(或几个母题),这样不断变换,用不了多久,一个故事就会变成另一个表面上看毫无关系的故事。
这里就牵涉到一个故事类型的问题。什么是故事类型?从来没有一个很好的定义,1910年,芬兰学者阿尔奈提出了分析各民族民间故事的重要感念——类型,可是他也没有给出过一个明确的定义,他只是说:一个完整的故事为每个类型提供了一个依据。而AT法的另一个代表人Thompson也只是这么说:“一个类型就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传说故事。”[11]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看待故事的类型呢?其实类型只是对口头故事分类上的一种人为切割,具有很强烈的人为性。
如果我们把以上单词比喻成一则则故事,那么把单词warm和worm看成同一类型的故事,估计问题不大,再把word归为同类型可能也可以,但差别估计就有点大了。到了cool,就绝对与warm不是同一类型了。这其中有一个渐变的过程,不是很明显。我们在口头叙事的研究中,一般喜欢注意同一类型故事之间的关系,将它们放在一起比较,寻找他们的变异过程。但我们往往忽略了整个故事群都是一个系统,它们的关系也很重要,因为同一类型的故事的变异与这种网络关系是分不开的。
正因为我们只注意同一类型的比较,我们便往往只注意到故事的稳定性一面。比如,狗耕田的故事,我们拿现在所搜集到的故事与一千年以前的记载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故事基本上没有变,其结构基本一致。所以我们便得出结论,这一故事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这固然没有错,但是,我们在做这种比较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只将那些类型变异很小的故事拿来比较,而变异大的故事,往往被我们排斥在比较之外。就像我们往往只拿单词warm与单词worm或word等稍微接近的去做比较,而不会去与单词cool做比较。其实,一个故事一旦产生并在民间流传,它就一直处于不可逆转的变异之中。它不是单线传播的,而是多线传播和变异的。一个故事在变异的历史中,每一阶段有其中的一个或两个母题变换,没有多久,这个故事就会变得面目全非。我们不仅不能将这两个故事归为同一类型,我们甚至难以将辨认出这两个故事其中一个是由另一个演变而来的,就像我们不会发现cool有可能由warm演变而来的一样。
我们还是用某些文本来具体说明口头叙事文本间的相互联系以及变异。我们怎样为两个表面上看毫无关系的故事找出中间的过度故事。
我们先来看看吴刚伐桂的神话。吴刚伐桂的异文很多,其中一种讲述的是这样的:
一个叫吴刚的人因为学仙道有过失而被处罚到月宫去砍伐桂树。他每天砍那棵月亮上的桂树,可是一到夜晚他休息的时候,那棵桂树被砍掉的地方又愈合了。砍了又合,合了又砍,他总是砍不倒那棵桂树。
以上这则《吴刚伐桂》神话和机智人物故事《老幌诓娘杀猪》是两个毫不相干的类型,可是我们却能找到这两个故事的过度故事文本。再将它们连接起来,成为整个故事网络中间的一小部分。因为是口头传统,我们很难考证这些故事发生的先后,我们为他们找到连接点,但这并部代表它们的变异方向。也就是说,warm可以通过上文所呈现的那种方式变化成cool,但cool不一定就是从warm演变过来的。正因为这样,我们可以将它们的这种关系说成是一种“联通”的关系。我们先将以上几个文本中的情节单元分别做以下的编码:
《老幌诓娘杀猪》之“骗娘请人薅草”为D1
《老幌诓娘杀猪》之“抄近路”为I1
《姜央被送上月亮》之“骗老娘说请人砍柴”为D2
《姜央被送上月亮》之“雷公发大水”为E
《姜央被送上月亮》之“姜央逼姐姐结婚”为F
《姜央被送上月亮》之“姜央伐树”为G1
《姜央被送上月亮》之“姜央被送上月亮”为K1
《反江山和员外》之“骗员外说请人插秧”为D3
《吴刚伐桂》之“吴刚伐桂”为G2
《吴刚伐桂》之“吴刚被罚进月宫”为K2
《大骗子坐在月亮上》之“抄近路”为I2
《大骗子坐在月亮上》之“骗人进笼子”为J
《大骗子坐在月亮上》之“大骗子进月亮”为K3
那么,以上的《吴刚伐桂》文本由K2G2组成,而《老幌诓娘杀猪》D1 I1组成。这两则口头叙事文本表面上看不出它们可以发生什么样的联通关系,但我们借助一些中间的文本,就可以将这两则文本联通起来:
1,《吴刚伐桂》(K2G2)——《大骗子坐在月亮上》(I2JK3)——《老幌诓娘杀猪》(D1I1)
2,《吴刚伐桂》(K2G2)——《姜央被送上月亮》(D2EFG1K1)——《老幌诓娘杀猪》(D1I1)
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吴刚伐桂》与《大骗子坐在月亮上》的联通是因为它们都具有进入月亮的母题(K),吴刚是因为学道有过失被罚伐桂(神树)而去月亮(K2),而《大骗子坐在月亮上》是因为大骗子的神树升天而跟着进了月亮(K3)。《大骗子坐在月亮上》与《老幌诓娘杀猪》是因为它们都含有“抄近路”的母题(I)。另外,《吴刚伐桂》与《姜央被送上月亮》都含有砍树与进月亮的母题(GK)而可以联通起来,而《姜央被送上月亮》与《老幌诓娘杀猪》则都有欺骗母亲的母题(D)也可以联通起来。这里,我们只通过一个中间的文本过度就将两则毫无关系的文本联通起来,当然,也有的毫无关系的文本需要经过两个或更多的中间文本才能联通起来。我们可以推断,所有的口头叙事文本都可以连接成一个大的关系网络。
在做民间口头叙事文本研究的时候,我们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形式很相近的故事上,也就是将k1、k2、k3和k4这样的故事或故事情节拿来比较,而很少去发掘类似《吴刚伐桂》与《老幌诓娘杀猪》这样表面上看关系的两则故事的内在联通。
那么,我们在研究类型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到这种类型的暂时性,即它们只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段是同一类型,不能被其所谓的稳定性所迷惑。举个洪水神话的例子,有学者从原型理论出发,认为洪水神话其实是妇女生育仪式演变来的,洪水其实是生育时的羊水破裂,而后来的兄妹结婚人类再现其实是生育仪式中新生儿的诞生。那么,这就涉及到类型的问题。我们现在所说的洪水神话类型,一般包括降雨淹没人类以及兄妹/姐弟婚人类再生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其实也与其它的故事相结合而形成别的故事类型。比如贵州三都县民族中学老师平立豪先生讲过这样一则关于山川的故事:大地被洪水淹没之后,神排雾去平地,雾说,那我要报酬,神说,那你可以去吃刚出花的谷穗……。兄妹结婚的情节也可以和其他的故事融合为新的故事类型。既然如此,我们就很难保证洪水的母题与兄妹结婚的母题一直就是固定在一起的,称为一则固定的故事类型,还是它们的结合也是暂时性的,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阶段而已?钟敬文先生在《洪水后兄妹再殖人类神话》中曾论证过,“洪水为灾”母题与“兄妹结婚”母题原本是相互独立,后来才在流传过程中逐渐粘连在一起的。如果这一观点正确的话,那生育仪式演变论自然就站不住脚了。
本文试图通过以上关于姜央的故事,来阐述一下存在于民间的浩如烟海的口头叙事作品群,都是一个网络式的联通关系。这种网络式的联通关系,都是通过中介来过度而达到变异的结果,正如从祖先成为骗子是通过机智人物来达到;而《吴刚伐桂》与《老幌诓娘杀猪》的联通是通过《大骗子坐在月亮上》或《姜央被送上月亮》来达到。这样,故事类型只是一种暂时性的人为切割,故事类型的变化除了在同一类型上的微小变异外,更多的是从一种类型到另一种表面上根本看不出联系的类型的变异,这种变异往往被人们所忽视。
[1] 参见燕宝、张晓编的《贵州神话传说》第62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
[2] 燕宝:《苗族古歌》第622页,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
[3] 燕宝:《苗族古歌》第614页,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
[4] 参见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主编,燕宝编的《苗族民间故事选》中的《张古老斗雷公》,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
[5]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主编,燕宝编:《苗族民间故事选》第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
[6] 参见燕宝、张晓编的《贵州神话传说》之《姜炎斗雷公》。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
[7] 石启贵:《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第233-234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8]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主编,燕宝编:《苗族民间故事选》第242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
[9] 燕宝、张晓编:《贵州神话传说》,第62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
[10] 过伟:《越南传说故事与民俗风情》第19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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